导演张黎:越界又两难


 发布时间:2021-01-21 00:56:13

彼时黎元洪与黄兴关系微妙,黄兴的亲信顾忠琛坦率地亮出了革命军的底牌:“项城(指袁世凯)果能颠覆清政府,为民造福,则大总统一席,愿以相属。”双方甚至还立了字据:包括确定共和政体、优待清室、既往不咎不秋后算账,还约定“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有言在先孙中山让出大总统位其实,孙中山在

同时,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各地封疆大吏也陆续上书致电,一时国内出现了“请愿共和”的热潮。袁世凯的得力干将段祺瑞,更是先后三次电请政府,称共和思想在将领中“颇有勃勃不可遏之势”,要求“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清廷大势已去。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代宣统帝发退位诏:“今全国人民心里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3天后,南京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以道德的名义写历史有一个很大的毛病:道德是人类最高的价值,阴阳的总和,一经提出,既无商量的余地,或褒或贬,故事只好在此结束。”我们一旦进入这种道德化的历史,总能发现充满感情和正义的纯净简单:你是好人,他是坏人;大灰狼坏,小兔子好。但历史却不是这么一个随便设置的简单电脑游戏。所谓历史是说:人类要收拾思想,汲取教训,然后再接着往前走。这只有放弃以道德的名义来书写历史才能做到。放弃了道德化的历史说教,历史才能在更广阔的领域内照亮自己,接受一连串新提问。

从小说到剧本,就经历了很大的改动。张黎对编剧李晶凌和江莱建议,要足够虐,也足够燃。原作本是一部“男频”小说,整个世界都围绕主角林动旋转,但在电视剧中,主角的英雄光环被消解了很大一部分。再伟大的英雄也有凡人的一面,这与张黎的创作理念暗合,毕竟连袁世凯那样的枭雄也会疼得像孩子一样打滚,但这却与欲望主导想象的网络文学逻辑相悖,因此很多原著党感到失望,表示电视剧版“毁了原著”。另一个改动是,电视剧中的人物关系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划分,以父子和师徒的方式展开,年轻一代的成长与年长一代的退场相互映照。

日俄战争爆发后,实行立宪的日本最终战胜了实行专制的俄国,极大地刺激了1904至1905年间中国立宪思潮的兴起,清廷也不得不摆出了维新立宪的姿态。此间就有杨度等一些有革命倾向的青年也开始转向立宪救国。陈天华无疑也卷入了这股时代潮流,虽然没有就此转换到改良派的立场,但他越来越注重国民性的改造,意识到文明有序的革命需要培养出高素质的国民才能完成,而不是单纯推翻满清政府就能达到。陈天华对清政府其实也并未抱有太多的幻想,他仍旧异常抑郁。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陈天华的最后一年:共和的殉道者1905年,是陈天华思想冲突最激烈的一年。他的民主共和理念逐渐走向成熟理性,而他的悲观失望却无法排解,最终选择了以身殉道,蹈海自杀本刊特约撰稿/罗雪挥1905年初,流亡日本的陈天华去横滨拜见了梁启超——这个过去被他斥之为“最轻最贱”的改良派领袖,此后,两人又多次互通书信。这是一场不寻常的交往。一个是被公认的“革命党之大文豪”,一个是素有影响力的保皇党魁。

可惜,国民党的这些想法太过幼稚和天真,对于有几千年专制传统的大国而言,要走上民主宪政有着太多的难言之隐,多数国人还沉迷于打天下坐天下的棋局里,盼望着新的权威横空出世,在众人眼里,辛亥年的革命只是暴风雨来前的毛毛细雨,恐怕只是惨烈大剧的序幕。其实北洋政府早就看出来,无论是内阁制还是总统制,手中的权力都会受到限制,因此必须从根本入手解决权力不足的问题。经反复酝酿后,1912年12月,直隶总督冯国璋、豫督张镇芳联名密电各省都督反对实行内阁制,同时提出新修宪法应由冯国璋等人委托北京法制局、法学会和指定的各省代表来完成,这些代表需由各省都督委派,否则制宪无效。

所谓“六”,说的是段祺瑞曾六次执掌北洋政府的权力———1913年5月1日至7月31日代理国务总理;1916年4月22日至6月28日任政事堂国务卿;1916年6月29日至1917年5月23日、1917年7月17日至12月22日、1918年3月23日至10月10日三次出任国务院总理;1924年11月24日至1926年4月20日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1926年段祺瑞被驱逐下台后,退居天津日租界当寓公,从此自号“正道居士”,“潜心佛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拒绝与日本人往来,后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政府委员”,也没有前往就职。1936年,段祺瑞在上海去世。

共和的大潮,已经不可避免地袭来。■相关链接复辟闹剧上演 民共诛之历经流血的起义,中华民国成立,中国终于迎来共和的时代。谁知好景不长。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自己推出一版《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又令总统任期10年,且任届没有限制,成为名副其实的独裁者了。更为荒唐的是,1915年,袁世凯悍然称帝,重建君主立宪制,年号“洪宪”。当时担任袁世凯的内阁宪法顾问的是美国政治学会的主要创建人古德诺,他为袁世凯辩解说,“中国如果采用君主制,比共和制更好,这是毋庸置疑的”。

陈天华的共和思想日益明晰。在1903年写作《猛回头》时,他还有着强烈的排满思想。到1905年初,又一度幻想过君主立宪。而在1905年末,陈天华成为了民主立宪思想的播火者。他明确提出,中国人民推翻腐朽的清朝政府后,所能建立的“最美最宜之政体”,就是共和政体。在其小说《狮子吼》中,陈天华描画了一个令人怦然心动的共和理想国。在他的幻想中,甚至看到了一本金字标题的《共和国岁计统计》:“全国大小学堂三十余万所,男女学生六千余万。陆军常备军二百万。预备兵及后备兵八百万。海军将校士卒共一十二万。军舰总共七百余支。又有水中潜舫艇及空中战艇数十支。铁路三十万里,电车铁路十万里。邮政局四万余所。轮船、帆船二千万吨。各项税银每年二十八万万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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