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展出亿元回购典籍 "四库全书"孤本亮相(图)


 发布时间:2020-09-25 17:20:26

晁会元半信半疑地翻看,却发现这部书的行数和刻字与其他版本的《本草纲目》完全不同,刻字歪歪扭扭,甚至有些模糊不清,但明代风格比较明显。凭借多年的藏书经验,晁会元知道这肯定是一套罕见的古籍。将它带回家后,晁会元研究发现,这部书与文献记载的金陵本《本草纲目》特征完全一致。因金陵本《本草

现当代许多著名学者都有较多藏书,或者说他们同时就是藏书家。这说明,读书与藏书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藏书与一个人的事业、人生之间的紧密联系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藏书帮助学者更好地完成具体的学术研究课题。学界公认胡适对中国古典小说名著《水浒传》的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包括对《水浒传》版本的研究。而胡适之所以能在《水浒传》研究中作出如此杰出的贡献,与他对各种《水浒传》版本的竭力搜罗、收藏是分不开的。鲁迅的情况也类似。许广平在《北行观感》之四《藏书一瞥》里这样描写鲁迅的藏书:“国学方面的各种类书、丛书也占了一些地位,但似乎没有什么难得的海内孤本,不知是原来没有呢,还是偶有一二亦不能保?或则因为鲁迅先生平时对善本、珍本的购买力未必很多,而他的记忆力强和图书馆的徘徊恐怕对他更易借助。

目前流失图书已经全部追回,汇华学院监察委员会已就此事展开调查并将严肃追究当事人责任。专家:应重视民间力量文化评论人谭飞对本报记者表示,古籍保护的现状不太好,“现在古籍保护的难点在于整体文化产业的畸形,而古籍的收藏价值有一种悖论,即喜欢的人很喜欢,不喜欢的人弃之如敝屣,冰火两重天。”对于古籍的保护,他认为一个要重视民间的力量、另外一个可以针对目前的古籍等级划分进行有重点的保护。他说,“古籍保护应该慢慢过渡到个人。如果古籍属于个人藏品,个人会更加用心保护。以前古籍保护都是政府出面,它的优势是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资源、渠道,但是劣势也有,比如不排除管理不严、管理人员工作责任心不强等情况”。他说,“对古籍保护应该有一个等级。限于目前的物力、财力,不可能每个古籍都保护得那么好,分了等级后,更清晰地知道古籍的价值,保护工作可以更加有侧重和高效一些,这比囫囵吞枣的保护肯定要好。” 文/记者于梦江、林广。

”收藏藏书票多年的杨先生说。在朱子画廊负责人朱述贤看来,藏书票和邮票有异曲同工之妙——小空间浓缩了大文化。他强调要用欣赏版画的眼光去看藏书票:“藏书票是一种特殊的版画,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有的艺术家忽略尺寸问题,有时候把藏书票做得太大了,就不是藏书票而是版画了。”“藏书票的文人气和书卷气,其他画种都比不了。”杨先生告诉记者,“与其花一两万元买一件书法,我倒不如买10枚藏书票。”尹秋生创作版画已有31年,从一开始抱着玩票的心态制作藏书票,到后来成为一个专门的藏书票艺术家,他既为藏书票着迷,也为其“打抱不平”:“藏书票还不是很普及,只是行内人在玩,但无论对艺术家还是收藏者来说,藏书票都是门槛很低的艺术品种。

陈垣先生的孙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北师大历史学院985工程特聘教授陈智超介绍了陈垣和国家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以及家乡江门的渊源关系,并表示,陈垣对家乡感情深厚,他6岁离开广东江门石头村到广州,33岁到广州。陈垣要求在北方的子孙,特别是男孩,一定要学说白话;在南方的子女,则要求一定要要学官话。他写了很多首诗怀念家乡,在其晚年的《通鉴胡注表微》中,多次提到“发生在自己家乡”的著名的崖门海战。陈垣是宗教史、元史、历史文献学等领域的开拓者和集大成者,学术界公认的世界级学者,与王国维齐名,又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毛泽东主席曾称他为“国宝”。

在王世襄收藏的古籍中,不乏明、清善本图书,还有很多清代、民国的精抄本和稿本,其中《药雨谈话》极具代表性。此本是津门著名书画收藏鉴定名家方若的观画目录稿本,以民国初年推崇的日本美浓纸抄写,字迹工整优美,原为著名藏书家周叔弢之物,封面有“自庄严堪”印记,但没见过印本传世。这类资料十分少见,钞工极精的藏本,赏玩价值极高。这次拍卖展现出王世襄在藏书方面下的功夫,不亚于其他任何一个门类的收藏。不论世人如何定义王世襄,或文物鉴赏家,或收藏家,或学者,不应忽略的是他还是一位非常在行的藏书家。王世襄藏书是一份学术价值远在其他杂物之上的文化遗产。他的抄书和印书,其学术和艺术价值已使之成为新善本,成为一代文化创作传诸后世。(记者殷燕召)。

作为学者,韦力有很多头衔: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国学传播研究院学术委员、全国古籍评审工作专家委员会专家……而他最喜欢的称呼,也许是“藏书家”,最爱干的事,也许是寻访藏书楼。“一定有前辈寻访过古代藏书楼,可惜没留下系统的记录。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我基本调查清楚了古代藏书楼的现存情况。”韦力说。在十几年前出版的《书楼寻踪》中,他记录了80余座藏书楼,连门牌号都记了下来;在今年出版的新书《书楼觅踪》里,又有160余座藏书楼被重新发现。

毛泽东读书生活我见我闻我从1950年冬到1966年夏,为毛泽东管理图书报刊,历时近17年,直接和间接地了解到毛泽东读书生活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尽管是片段的、零碎的,但是把它们介绍出来,对于了解和学习毛泽东是有价值的,对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也是有意义的。酷爱读书,广收博览毛泽东从幼年起,就勤奋好学,酷爱读书。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读书欲望愈来愈强烈。为了增长知识、开阔眼界,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常常废寝忘食地阅读古今中外的各种书籍。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大仓文库’善本展”3日在北大图书馆开幕,这是100多年来我国首次大批量回购留存于海外的典籍。文库中共有藏书931种、28143册,其中仅极为罕见的《四库全书》进呈本就达25种。首次购藏万册以上的古籍“大仓文库”是北大去年从日本回购“大仓藏书”后整理的专题藏书,共931种、28143册,其中古籍904部、27808册。1917年,在日访问的中国藏书家董康将部分典籍售予日本人大仓喜八郎,后者是大仓文化财团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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