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四大藏书“海源遗珍”亮相山东图书馆


 发布时间:2020-09-26 10:41:09

基本确定后,晁会元又联系了国内研究《本草纲目》的权威专家——中国中医研究院的郑金生教授,郑金生对比书影后答复:“可以肯定这是新发现的金陵本系统的《本草纲目》明版之一,也是近年《本草纲目》版本的一个重要发现,此本价值很大,毋庸置疑。”随后,国家专程派出版本鉴定权威李志中等多名专家鉴

石刻宽约1.5米,高约0.8米,从右向左“大酉洞”三字清晰可见。石刻右侧有一竖行小字,初步断定为“大明嘉靖十有九年夏四月?日”,左侧有一长一短二竖行小字,左侧长竖行上部几个字为“??湖广布政司”,下半部八九个字模糊不清,左侧短竖行五六个小字全部模糊不清。据考证,嘉靖为明世宗朱厚熜年号,明世宗公元1522年至1566年在位,为明穆宗朱载垕之父,证明此次发现的摩崖石刻比前次发现的年代更为久远。辰溪县文物部门表示,根据史书记载和现场实际情况,还将会有石刻石碑出现,希望能早日揭开古藏书洞的神秘面纱。新闻背景古有成语“学富五车,书通二酉”,指的就是大酉山、小酉山,两山洞中皆有藏书千卷的记载。相传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朝廷博士官伏胜冒死从咸阳偷运出书简千余卷,藏于二酉洞中,先秦文化典籍得以流传后世。

如果这些都不算文化,那到底什么是文化?然而,我还是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了下去。因为我怕他问我,那些藏书楼今何在?倒不是担心这个问题无法回答,而是说起来太复杂,他未必有耐心听完。当这些藏书楼的主人被乱世裹挟着载沉载浮,个体命运尚且无法自主,被他们视若珍宝的藏书自然更难避免毁于兵火、查抄或者家道中落的命运。那些曾辉煌一时的藏书楼也被人们淡忘了。采写/记者王月华岳雪楼盐商嗜书成癖 偷运皇宫珍本两百年前的太平沙,远不像现在这么热闹。

作为学者,韦力有很多头衔: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国学传播研究院学术委员、全国古籍评审工作专家委员会专家……而他最喜欢的称呼,也许是“藏书家”,最爱干的事,也许是寻访藏书楼。“一定有前辈寻访过古代藏书楼,可惜没留下系统的记录。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我基本调查清楚了古代藏书楼的现存情况。”韦力说。在十几年前出版的《书楼寻踪》中,他记录了80余座藏书楼,连门牌号都记了下来;在今年出版的新书《书楼觅踪》里,又有160余座藏书楼被重新发现。

《黄鹤楼集》为明万历年间刻本,打开书页,泛黄的纸页上书“武昌府刻”。书内收集了从南北朝到明神宗期间,有关黄鹤楼的诗赋四百余篇,跨度1000余年。上世纪80年代初,省图进行了一次古籍整理。时任副馆长徐孝宓从一个不起眼的书架上,发现了这部沾满灰尘的书。后经多方考察,确定为海内孤本。1985年,黄鹤楼重修竣工,在选择相关诗词的时候,专家们就大量参考了这本《黄鹤楼集》。“武昌城内蛇山麓,佳木葱茏明我眸。秋月常窥写字案,春阳也照借书楼。”著名作家姚雪垠曾专门赋诗致谢省图书馆。上世纪70年代,他在此借阅古籍近千种,得以完成了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创作。一本《中华辜氏源流总汇》,则让海内外辜氏后人找回家族记忆。辜振甫先生生前担任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在省图书馆帮助下,辜氏后人从这本古书中发现了大量关于先祖事迹的记载。古籍文献,是中华文化根脉所系。关于这46万册古籍文献,还会有说不完的精彩故事。记者别鸣 通讯员刘虹 本版摄影:记者孙文。

整理研究学社所藏古籍文献资料,既是王世襄生平的第一个职业,也为他日后研究文物打下了理论基础。世人皆好奇王世襄何以能将“玩”发展成一门精深的学问,早期整理抄录古籍文献资料的经历,无疑是原因之一。在这次专场拍卖中,有王世襄在“营造学社”时期的亲笔手抄《中国营造学社图书目录》。此书封面有王世襄书写的“畅庵钞存”字样;书尾有题记(疑为朱启钤手笔),称此为营造学社最完整和系统的藏书目录。从这本营造学社的藏书目录内容来看,里面录的清廷工部则例、大内竹木牙角各类制作等藏书,都是王世襄此后研究必备的文献参考资料。

过云楼由清代苏州籍官员顾文彬建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用来珍藏书画图籍,享有“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美誉,是中国传统藏书文化的代表之一。上世纪90年代,过云楼藏书中的四分之三入藏南图,去年6月,凤凰集团又联合南图以2.162亿元拍下剩余四分之一藏书。如今,两家收藏的过云楼藏书共计720部、4999册,此次展出的120部有90部来自南图,其余30部来自凤凰集团。(更多报道见A8版)据南图历史文献部主任陈立介绍,此次展出的120部古籍善本是过云楼藏书的精华,其中包括创下中国古籍拍卖新纪录的宋刻孤本《锦绣万花谷》,被中国古籍保护中心列为“古籍普查重要发现”的宋刻孤本《龙川略志》、《龙川别志》等一批存世孤本。

只这一套《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就不知道会让多少读书人朝思暮想,更别说那三十三万卷藏书给岳雪楼带来的荣耀,难怪它的主人有时直接以“三十三万卷楼”来称呼这个心爱之所。对我来说,孔广陶这个名字是极为陌生的,历史资料上“孔子第七十代孙”和“出生于盐商世家”的寥寥数语,不过是抽象的符号,倒是“嗜书如命”这个评价,使我顿生亲切之感。每月几十万两白银的收入,为他四处搜罗珍贵典籍提供了财力支持,但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却真的是因为“我喜欢”。

藏书票创作者和爱好者,得以在欣赏、交流、交换中,品味到不同国家、不同地区艺术创作者的独特创造、收藏者的独特心境。文化无疆 艺术无界藏书票具有同藏书章一样的实用功能。它通常贴在书的扉页,是书籍持有者的标志,亦是读书人求知求美、寄意寄情的信物,开卷相见,就油然平添几分爱书之情、求知之欲,故许多读书人都喜欢在自己的藏书上贴藏书票。藏书票最早流行于欧洲的皇室和贵族之间,因此早期藏书票的图案都是皇室纹章和贵族标志。目前,1470年—1480年间,由一位不知名的艺术家为喜爱刺猬的德国人约翰内斯·克纳本斯贝格设计制作的木刻书票《刺猬》,被视为现存最古老的藏书票之一。

”王章涛说,一些同事来家里,感觉不可思议:一个搞工程的,家里有这么多书。1980年,王章涛搬进窦庄新村,房子大了,书也越来越多。1985年以后,买书进入一个狂热期,藏书一下子猛涨至5000多本。书架摆满了,家里的床头、衣柜也被书霸占了。王章涛说:“衣服没有地方放了,就放在纸箱子里,或者用床单包起来,挂在墙上。”2002年,王章涛搬进凤凰新村,他选择了带阁楼的楼中楼,为的就是给书一个安置的空间。工程师出身的他,亲自为自己的书房设计和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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