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梁启超历史文化的报道


 发布时间:2020-09-23 21:12:37

一批之前从未亮相的“胡适存友朋信札”5月30日亮相北京嘉德春拍,包括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13通27页(554.4万元人民币成交)、梁启超致胡适词稿及信札11通34页(78.4万元人民币成交),徐志摩致胡适信札3通9页(112万元人民币成交),共拍出744.8万元人民币。陈独秀致胡适

《罗根泽文存》主要选取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罗根泽在诸子学、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批评史3个领域的论著及其自述文字,立体展现其学术研究的特色与成就。《蓝文徵文存》选取著名史学家蓝文徵史学方面的专著和文章,展现了蓝文徵在隋唐五代史等领域的精深造诣。《姚名达文存》既选录了著名史学家、目录学家姚名达先生在目录学、史学史、史学理论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还收录了其在政治时论、社会动态方面的精彩论析。“清华国学书系”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复建之初即致力于完成的一项“院史工程”,将全面梳理老清华国学院师生的著述和成就,每一个学者的文存都将力争编纂为“最佳的一卷本”。

(参见梁启超《中国文化史·专传的做法》)其实,从清末到民初的转型期间,他自己才是比蔡锷更有资格跟孙文一起做专传的人物。但梁启超的意义又并非局限于政治层面,在思想、学术的层面也许更为重要,是孙文所远不能比拟的,加以梁启超又是伟大的文章家,所以,他是一个时代最完整的浓缩和最完美的载体。用现在世俗的话语来说,梁启超是一个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大学术家、大文章家兼于一身的人物,可谓古今一人而已。读书如果要选择一人入手,所能获取的营养,还能有谁的著述能比梁启超的更良好呢?(本文作者为学者,著有《梁启超哲言录》)。

而对政治盲知的我,最感兴趣的不是清末民初“江山重叠争供眼”的时局,也不是变革者“献身甘作万矢的”的壮怀与落拓,倒是这一对师徒间纠纠缠缠的关系。年龄相差15岁的康梁真乃一个世纪以来最负盛名的一对师徒了。1890年,科场得意、尚戴着“神童”桂冠的梁启超进京参加会试而落第,但“天眼”已开,渴望新知的意念越来越强烈。经文友介绍,梁得以拜见广东“南海圣人”康有为。如今我们得承认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屈指可数的“双雄会”之一,历史有时可谓妙手偶得!当时康有为“以一诸生伏阙上书极陈时局,请及时变法以图自强”,但京师人哪能听他的话,归广后他正处义愤填膺无处发泄的当口。

中新网上海11月10日电 (记者 宗晨亮)“南长街54号”藏梁氏档案全国巡展10日登陆上海,百余件梁启超的信札、手稿、书籍、家具等珍贵文物在上海图书馆亮相。据记者了解,“南长街54号”藏梁氏档案是由梁启超胞弟梁启勋的后人整理珍藏的,是目前市场上规模最大的梁启超文物集,也是研究梁启超、康有为等重要历史人物的珍贵史料,包括近千件历史瑰宝。此外,287通信札更是全面深入了解梁启超的重要资料。通信方涉及民国政坛风云人物袁世凯、冯国璋、孙传芳等,时间横跨1904至1928年。其中,“声援五四运动电报”、“退出进步党通告”、“讲学社简章”、“与袁世凯书变更国体之论”等与中国二十世纪社会变局有着重大关系。据悉,北京匡时将于12月6日举行“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专场拍卖会。

因为这份特殊的缘分,江门市与国家图书馆联合举办一门三院士共筑中国梦展览。展览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梁启超的良好家教家风以及对子女产生的影响;第二至第四部分分别为巨匠足迹——梁思成的建筑梦,田野之光——梁思永的考古梦,天之骄子——梁思礼的航天梦,展示了在梁家良好家风的影响下,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位院士的成长、学习、工作、生活历程。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的珍贵手稿《欧洲战役史论》首秀京城,该书被誉为“灌输国民常识”的一部经典著作,具有重要文献、文物价值。

1927年,梁启超在天津病重入院,故写信让仲弟梁启勋代为筹措这对璧人的庙见大礼、文定大礼,其中文定礼正是在“南长街54号”院中举行。“特因思成已决定在美结婚(我及思顺如此主张,彼两小未完全同意),婚仪太简率,所以想在文定礼上稍微郑重庄严一点,我既不来京,一切由弟代理便是。”根据梁启超在信中的交代,庚帖由民国章草名家、林家亲戚卓君庸书写,而大媒“已请定林宰平(梁启超密友、哲学家)”。庚帖要用多大开本,聘辞由谁念,主婚帖怎么写……在梁启超写给弟弟的代办信中,对文定礼各个环节的安排可谓细致到了极点,堪称民国时期书香门第婚嫁习俗的范本。

梁任公吃亏在于他放弃了他的言论事业却做总长。我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但我不能放弃我的言论的冲动。(《胡适文集》书信日记卷)胡适与梁启超有太多的相同或相似之处,主要的倒不在于思想、观点,以及对于事物的看法,而是他们的性情、品格,以及行为方式。所以,尽管他们在许多问题上有争执,有误会,有怨恨,但他们又能不断地有合作、有认同,你来我往,惺惺相惜。二十年代初,梁启超邀请著名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欲请胡适等出面捧场,胡适却没有接受邀请,而是借故推辞了。

陈独秀就曾致信胡适,提醒他:“南方颇传适之兄与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评,此次高师事,南方对孟和颇冷淡,也就是这个原因,我盼望诸君宜注意此事。”(《陈独秀书信集》)胡适在复信中有所辩驳,陈独秀马上表示:“我总是时时提心吊胆恐怕我的好朋友书呆子为政客所利用。”傅斯稜也曾写信给胡适,责问他:“你是最拜倒这滑头文学家的,但是我不知道你所拜倒他的是什么东西,难道是研究系的势力么?”(《胡适来往书信选》)梁启超曾批评胡适不该逃避政治,他的好朋友丁文江也帮助梁启超做工作,终于促成了胡适的转变,准备创办《努力周报》。

这个需求被越来越重视,直到把它当做言论自由,从而又和获得真理联系起来。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就认为,禁止新闻自由的不幸,“就在于它堵塞了获得真理的道路”。谁也不能否认新闻人也是文人,新闻文体也是文章,因此新闻人仍然兼具传统文人的“文以载道”精神,新闻媒体仍然兼具道德教化的功能。但是如果认可新闻专业主义的标准,那么就必须看到二者之间的差异。正如李普曼一生的主要焦虑是,报刊信息是否造成了一种“模拟环境”,从而影响了公众对其客观真实性的判断 ,而同为报人的梁启超则几乎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他从事新闻实践的目的是为了教化民众,而并非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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