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梁启超传》作者:写梁启超迈过“两道坎”


 发布时间:2020-09-26 09:41:08

林父逝后梁家资助徽因完成学业据《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披露,林长民过世之后,林徽因曾因经济拮据,打算在美国休学一年用来打工挣学费,梁启超得悉后,决定一直资助她直至学业完成。那还是未完婚之前,梁启超已经视“这位林家女公子”为自家孩儿抚养,因有这份世侄女般的亲情,他对于这对新人的婚仪

作为馆长,最令梁启超为难的事是经费不足,政府拨款不到位,他上任后给相关的负责人写信说:“开办伊始,非经费到若干确实程度,不能令馆长安心办事”。为缓解困难,梁启超采取内部节约措施,从馆长到员工压低薪金:馆长300元,副馆长250元,图书部主任200元,普通员工每月不超过百元。外宾造访的招待费用,梁启超都从个人薪金中支付。实际上教育部不曾依约向京师图书馆拨款分文,为了维持馆务的正常开支和员工生活,梁启超奔走借垫,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将个人十余年积存的永年人寿保险单由信托公司押借现款,维持馆务运转并给员工发了一年工资。

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梁启超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教育家,同时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育儿家”。梁启超一生有九个子女,个个成才,各有所长。长女思顺,诗词研究专家;长子思成,著名建筑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次子思永,著名考古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三子思忠,西点军校毕业,参与淞沪抗战;次女思庄,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著名图书馆学家;四子思达,经济学家,合著《中国近代经济史》;三女思懿,著名社会活动家;四女思宁,早年就读南开大学,后奔赴新四军参加革命;五子思礼,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科院院士。

该折以开懋勤殿为核心,以维新派进宫掌握变法的领导权为目的。和开制度局相比,开懋勤殿这一陈请为清王朝祖制有之,显示出其温和性和可操作性。开懋勤殿变法方案提出后,得到维新派的大多数支持,特别得到光绪皇帝的高度重视并决定实施。值得一提的是,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擢拔李端棻为礼部尚书。礼部尚书权力很大,是主管朝廷中的礼仪、祭祀、宴餐、学校、科举和外事活动的大臣,清代为从一品。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宣传部部长兼外交、教育、文化部长。

前有车后有辙,民国肇造后,梁启超在众口非议中怀揣“天下信仰堕落”、“不可置之不理”的信念出任袁世凯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活脱脱其先生风范附体。1896年,逢缘时会,由梁启超任主笔的《时务报》在上海破土而出,开启了中国近代传媒与学说理论联姻的一幕,师徒间的相互砥砺和支撑由此可见一斑。1898年,康梁精诚计谋的“戊戌变法”失利,京城官场地震,师徒被迫“断发胡服走扶桑”。“多少壮怀偿未了”啊!如今回想,梁启超面对日本这个自己国族的“仇敌”和崇仰的“导师”时,该是何等复杂的心境?!梁启超的思想认识再次受到了极大冲击,他明白,“戊戌变法”虽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激励,但中国和日本的社会情况实在不同,中国民众普遍缺乏“国民”意识。

但后人谈及这位国学大师的教育思想时,却往往忽略了他在中外教育译著上的创造性贡献。一个世纪前的教育观当然,在民国前夜的教育界,为王国维赢得巨大声誉的还是著名的“完全之人物”教育观念。1906年,王国维发表了著名的《论教育之宗旨》一文,提出教育宗旨在于培养能力全面、和谐发展的“完全之人物”。何谓完全之人物?“谓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是也。”“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育)、美育(即情育)是也。”他也因此成为我国教育历史上明确提出培养人物的德、智、体、美四育主张第一人。

截至昨天,也没有接到哪一家准备行使优先购买权的通知,他们很可能会就感兴趣的重要拍品直接参与现场竞拍。分散零拍的方式意味着,这些档案已经没有可能被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整体收藏。“这份手稿,每页都是手书的,估价120万元至180万元,真不贵。”预展现场,一位观众指着一本21纸、42页的梁启超手稿《袁世凯之解剖》对同伴说。尽管整体估价在5000万元,但全场档案中,许多单品的估价只需几十万元。“张大千一副好点的册页都要8000多万元,这场拍品估价确实不贵。

杨友麒、吴荔明大半生患难与共,就在该书即将收尾之际,吴荔明突患重病卧床不起,怀着对爱人的无限深情,年过八旬的杨友麒最终完稿,实现了他们多年的夙愿。他们二人掌握许多珍贵的文献,了解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更有对亲人、对往事独到的见解与认知。书中许多涉及杨度、梁启超及其后人的史料及图片首度公布,对于一些历史疑案,如梁启超死因等,从家属角度也提出看法。该书结构新颖,其内容大致以时间为序,在整体纵向叙述的同时,采取比较研究的方式,进行横向叙述,横纵交替。

陈独秀就曾致信胡适,提醒他:“南方颇传适之兄与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评,此次高师事,南方对孟和颇冷淡,也就是这个原因,我盼望诸君宜注意此事。”(《陈独秀书信集》)胡适在复信中有所辩驳,陈独秀马上表示:“我总是时时提心吊胆恐怕我的好朋友书呆子为政客所利用。”傅斯稜也曾写信给胡适,责问他:“你是最拜倒这滑头文学家的,但是我不知道你所拜倒他的是什么东西,难道是研究系的势力么?”(《胡适来往书信选》)梁启超曾批评胡适不该逃避政治,他的好朋友丁文江也帮助梁启超做工作,终于促成了胡适的转变,准备创办《努力周报》。

▼胡适1956年摄于美国。(资料图片)作者/ 解玺璋晚年梁启超在胡适面前常常喜欢有一点争强好胜的表现,他几次与胡适过招,往往是他挑战叫板在先,胡适应战在后,有时甚至就不应战,低调处理。发生在1923年的“国学书目”之争就是这样。最初大约是清华学校的胡敦元等几个同学将赴美留学,请胡适拟一个“想在短时期中得着国故学的常识”的书目。(《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序言,见《读书与治学》)其后,这个书目发表在2月25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20卷第4号上,并被3月4日出版的《读书杂志》第7期所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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