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中国文化中最有力量的东西


 发布时间:2020-09-19 19:58:55

南方日报讯(记者/杨兴乐通讯员/肖浩)“回想当年,我在父亲书房里,看见他时而踱步沉思,时而奋笔疾书的样子,时间竟已过去80多年了。”前日,新会举行纪念梁启超诞辰140周年大会暨梁启超故里文化周启动仪式,梁启超最小的儿子、“火箭专家”梁思礼院士应邀出席并代表梁氏后人发言。据悉,新会

这些改动大都和作者所建议的具体变法措施有着密切关系。”康有为认为“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他在《进呈法国革命记序》中,道出了革命的残暴;“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遍全国,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而绵祸八十年。”在袁世凯提出祭孔的时候,康有为致电黎元洪、段祺瑞,提出祭孔要行跪拜礼,“中国人不拜天,又不拜孔,留此膝何为?”历史点评:康有为是清末民初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他领导了中国知识界的启蒙运动。先是1895年的“公车上书”,其后,他以上书和进谏的方式掀起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康有为之前,从来没有一个思想家敢于像康有为那样把他们改革中国政治体制的建议和设想反复向皇帝提出。康有为的立宪思想有很多保守的成份,但作为我们民族思想文化成果的组成部分,仍然应当重视。

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结合在当时可以说是新旧相兼,郎才女貌。林长民是段祺瑞内阁中的司法总长,梁启超做过熊希龄内阁的司法总长、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两家可说是门当户对。他们在婚前既笃于西方式的爱情生活,又遵从父母之命,结为秦晋之好,几可媲美李清照、赵明诚的最令人艳羡的美满婚姻。1927年,梁启超已经病重入院,因此写信让仲弟梁启勋代为筹措这对璧人的庙见大礼、文定大礼。“特因思成已决定在美结婚(我及思顺如此主张,彼两小未完全同意),婚仪太简率,所以想在文定礼上稍微郑重庄严一点,我既不来京,一切由弟代理便是。

乃至到了今天,在教育学界仍然会认为王国维这一教育观念“不切实际”。人,如果从血肉丰满的“完全之人物”,倒退回理性至上的冷漠机械的抽象个体,这样的教育究竟是人类文明的进步,还是倒退?王国维先生在一个世纪以前的教育观念,究竟是在做虚妄之想,还是今人的境界仍尚未能企及呢?1914年,王国维作《国学丛刊序》,在文中提出了著名的学习“有用之学”、“无用之学”之辨,这既是他教育哲学的核心思想,也为他在民国初期教育界赢取了一席之地。

游人参观梁启超故居名人垂范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周聪1873年,梁启超出生于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茶坑村。他是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教育家。他一生以变法强国为己任,影响了一代甚至几代青年。青年毛泽东崇拜梁任公,受“新民说”的启发而创立“新民学会”;胡适自称“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思想上“不能不跟他走”。梁启超没有成文的家规家训,却用言传身教,将一生不变的家国情怀,融入了几代梁氏后人的血脉。

更横大陆至美国东方,眼界又一变,太平洋沿岸诸都会陋矣,不足道矣。此殆凡游历者所同知也。此游记除大力推介美国的现代文明,特别是民主政治以外,还尖锐批评中国固有文明。梁氏在这部游记中列举“吾中国人之缺点”如下(仅引纲目):一曰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二曰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三曰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四曰无高尚之目的。此外,梁氏还痛论中国人行为方式的种种不文明处,诸如:西人数人同行者如雁群,中国人数人同行者如散鸭。西人讲话……其发声之高下,皆应其度。

回乡办教育不遗余力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李端棻被撤职查办,发配新疆。在外流放的三年,这位意志坚强的老人历尽坎坷,终于于1901年,被赦回原籍贵阳,那时他已69岁。回到贵阳的李端棻并不因年老多病而丧失原先的激情与斗志,他继续在家乡创办学校,传播教育改革的思想,启迪民智。贵州巡抚邓华熙于1902年奏请开办贵州大学堂,并下令各府设中学堂、县设小学堂。李端棻作为京师大学堂的首倡者,自然是众望所归。李端棻与于德楷、乐嘉藻、李裕曾等在籍官绅发起创办了贵州第一所公立师范学堂。

其“判决”全文如下:“梁任公所提出各节,实在不能丝毫证明《老子》一书有战国产品的嫌疑,原诉驳回,此判。”判决书的署名是张煦。原来张煦(怡荪)当时也坐在窗台上,依靠自己从演讲现场匆匆记下的几页笔记为原材料,针对当时已名满天下的梁启超的观点,连夜撰文,逐一进行批判:“或则不明旧制,或则不察故书,或则不知训诂,或则不通史例,皆由于立言过勇,急切杂抄,以致纰缪横生,势同流产。”文章长达数万言。写就以后,张煦将其寄给了梁启超。梁启超收到文章后,十分赞许作者的才华,尽管并不同意作者的观点,仍然亲自为该文写了如下题识:“张君寄示此稿,考证精核,极见学者态度。其标题及组织,采用文学的方式,尤有意趣,鄙人对于此案虽未撤回原诉,然深喜《老子》得此辩才无碍之律师也。”后来张煦的学术论文连同梁启超的题识,在《晨报》全文发表。一个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敢于向权威挑战;一个是学者风范,热情奖掖后学。文章一出,学术界纷纷传为佳话。崔鹤同。

梁启超在这住了将近十五年,直至去世。晚年梁启超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长期在南开、清华等院校讲学。1917年梁启超应邀在南开学校演讲。当时周恩来正在南开读书,对梁启超久已敬仰,他前去听讲并作了认真记录。梁启超的演讲让他感到“言若金石,入人脑海”。1921年9月梁启超在南开大学演讲《大学的责任》,11月讲《市民与银行》,1922年2月在开学仪式上讲《青年元气之培养》,7月在暑期班演讲《教育家的自家田地》……在几次公开讲演以外,他还讲中国文化史,后整理为《中国历史研究法》,成为史学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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