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胡适、梁启超曾为读者开出两份国学书目


 发布时间:2020-09-26 10:03:58

从这个意义上说,要读懂整个近代的中国,必须读懂梁启超,这就是出版这本传记的意义所在。83年来最客观、最详实的传记毛小曼开门见山告诉记者,此书是梁启超辞世83年来最客观、最详实的传记。作为责任编辑,看得出,已经陪伴许久的她至今仍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毛小曼介绍说,这本传记由北京铁葫芦

不仅时常模仿梁氏文风,还取名‘子任’,意为做梁启超(任公)的学生,后来干脆发起成立了一个‘新民学会’。”周作人回忆,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就对梁启超的文章推崇备至,不但自己如饥似渴地阅读,还大量地邮寄回国内给他。报纸畅销,报社的回报自然丰厚。北洋时代,梁启超曾两次担任政府总长,一是1913年熊希龄内阁的司法总长,二是1917年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时间都不长,以梁任公之人格和赚钱能力,实在没必要贪墨。1918年底,梁启超退出政界赴欧游学,宣称以教育文化为业,走教育救国之路——此次游学,梁公基本是自费,换一般人肯定开销不起。

这和同时代的诸多放荡不羁的才子截然不同。而如此的教育大师风范更是赢得了学界普遍的赞誉,其中就包括“四大导师”之一的梁启超。王国维虽然生平沉静淡泊,与人交往不多,但是,他与梁启超先生一见如故,常常说人生能够有梁启超先生这样的朋友足矣。而梁启超对王国维的学问极为钦佩。每当遇到疑难问题,他总是说:“可问王先生。”据说,就在王国维自沉的前一天,梁启超辞职去天津,学生为梁饯行,王国维应邀前往。就在送走梁启超之后的第二天上午,他就自沉于颐和园。

源于“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时务学堂位于长沙市中山西路三贵街口,校舍是清嘉庆皇帝大学士刘权之的住所。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高等学府,比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还早办一年。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蔡锷少年时代曾在这里就读。蔡锷(1882-1916),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1897年冬,15岁的蔡锷步行350华里,从邵阳来到长沙,报考时务学堂。蔡锷以第三名被录取,是第一班40名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天资聪慧、学习勤奋的蔡锷立志“当学万人敌,不应于毛锥中讨生活”,透露了他“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想法。

所以他批评胡适的书目是“文不对题”,他列举出三条理由:第一,不从学生的需要出发,只从个人的兴趣出发;第二,“把应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第三,忘记了学生在“没有最普通的国学常识时,有许多书是不能读的”。(《饮冰室合集·专集》)有这样一些缺点的书目,自然是不能满足学生要求的,“我们希望先生替我们另外拟一个书目,一个实在最低的国学书目。那个书目中的书,无论学机械工程的,学应用化学的,学哲学文学的,学政治经济的,都应该念,都应该知道。

然而,康有为并未退休,保皇会亦未转向革命,倒是梁启超遭康殴打后,又转向反对革命。兴中会认为梁启超“欺人实甚”,“比之直白保皇如康怪秆(指康有为)尤毒,梁酋(指梁启超)之计狡矣……康尚有坦白处,梁甚狡诈”。军事准备犹如儿戏1900年,康有为从华侨捐款中陆续拿出约10万元交给唐才常,让他趁义和团兴起之机,回湖南发动武装起义。可没想到唐财务混乱,从不报账,把许多钱“花在上海的妓院和赌窟里去了”,康有为曾生气地说:“半年不报(帐),深可骇异。

梁启超深知人心可用,便加入致公堂,在华侨中打着“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幌子,以“拥护清帝变法维新,足以保护海外侨民权利”蛊惑人心。孙眉和兴中会会员以及广大华侨信以为真,纷纷加入保皇会。在极短的时间内,檀香山的兴中会会员纷纷变成了保皇会会员,原来革命派的阵地一夜之间变成了保皇派的地盘,只有郑金、郑照、李昌、程蔚南、许直臣、何宽、李安邦等十多人不为迷惑。尤其由于孙眉慷慨解囊捐助大笔经费,以及他的号召,梁启超不仅在那里创办了保皇会机关报《新中国》,还募得了10多万元巨款。

”可见,麻将对其诱惑力、吸引力之大。他的很多社论文章都是在麻将桌上口授而成,其文不仅流利畅达,而且感情奔放,颇有特色。胡适对麻将原本不屑一顾,但其夫人江冬秀是个“麻将鬼”,嗜牌如命,每当“三缺一”时,他便抵撑不住夫人的纠缠,也偶然为之,但其技艺低下,几乎每战皆输,只好以“手气不佳”解嘲。就这样,胡适也间接与麻将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谐趣地说,从游戏的特殊爱好上看,可以说英国的国戏是板球,美国的国戏是棒球,日本的国戏是相扑,中国呢?“自然是麻将”。他曾在《麻将》中说,中国除有鸦片,八股和小脚三害之外,还有第四害,这就是麻将。“女人们以打麻将为家常,老人们以打麻将为下半生的‘大事业’。我们走遍世界,可曾有哪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的吗?”有趣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他与江冬秀困居纽约,生活拮据。幸好江冬秀“垒四方城”的功夫十分了得,常打常赢,麻将收入竟成了补贴家用的“计划内收入”。骆晓云。

次年京师图书馆成立,是为北京图书馆之前身。广化寺馆舍狭窄潮湿,不宜存放图书。当时这里交通不便,来馆阅览者不多。1913年10月便停止接待读者,筹划馆址搬迁。经多方考察,教育部议定新址设于方家胡同东段路北原国子监南学旧址。迁入“南学”后,京师图书馆条件有所改善,于1917年1月26日再次开馆,正式接待读者。第二次开馆时的京师图书馆,已经是在民国政府的管理之下,开始归北洋政府,后来归南京政府。经费短缺,曾一月换一两个馆长民国时期的京师图书馆改名为“国立京师图书馆”,这一时期图书馆第一个特点就是缺钱,经费无法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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