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曾为打麻将拒绝演讲: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


 发布时间:2020-09-18 21:29:40

他同其他教官不同,在任何讲义中从不注入革命思想。他白天像个驱策苦工的人,使自己和学员忙碌不堪,其他时间便过着与人隔绝的生活。头脑中充满智慧的蔡锷当时深得云贵总督李经羲的信任。1911年10月30日云南起义前夕,有人将起义消息密告给李经羲,李经羲立即给蔡锷打电话询问,蔡答一切平静,

其“判决”全文如下:“梁任公所提出各节,实在不能丝毫证明《老子》一书有战国产品的嫌疑,原诉驳回,此判。”判决书的署名是张煦。原来张煦(怡荪)当时也坐在窗台上,依靠自己从演讲现场匆匆记下的几页笔记为原材料,针对当时已名满天下的梁启超的观点,连夜撰文,逐一进行批判:“或则不明旧制,或则不察故书,或则不知训诂,或则不通史例,皆由于立言过勇,急切杂抄,以致纰缪横生,势同流产。”文章长达数万言。写就以后,张煦将其寄给了梁启超。梁启超收到文章后,十分赞许作者的才华,尽管并不同意作者的观点,仍然亲自为该文写了如下题识:“张君寄示此稿,考证精核,极见学者态度。其标题及组织,采用文学的方式,尤有意趣,鄙人对于此案虽未撤回原诉,然深喜《老子》得此辩才无碍之律师也。”后来张煦的学术论文连同梁启超的题识,在《晨报》全文发表。一个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敢于向权威挑战;一个是学者风范,热情奖掖后学。文章一出,学术界纷纷传为佳话。崔鹤同。

他积极参加康有为组织的“公车上书”变法请愿活动,是康有为所设立的“强学会”中的积极分子。应该说,这一时期梁是康弟子中最有力的人物,也最为康有为所器重。其时,黄遵宪、汪康年、麦孟华、徐勤等在上海创建《时务报》,梁启超担任主笔。《时务报》每期刊印两千至四千份,以宣传维新变法思想为主旨,刊登京城及外省新闻以及英、日、法报纸、杂志的译文,特别侧重选译有关中国局势的文章,吸引读者警惕列强瓜分中国的威胁。该刊也刊登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汪康年等人呼吁实行变法的文章,介绍君主立宪政体的原则,呼吁在清帝国的国家机构中实行民主化改革,吸收民族资产阶级、地主等代表人士参加管理。

梁思顺不但是梁启超实际上的助手,而且还是精神上的支柱,梁启超所有的心情都向梁思顺吐露。在1913年的国会议员选举中,共和党败给国民党。梁启超在面临困难时,写信给梁思顺说:“吾党败矣。吾心力俱瘁(敌人以暴力及金钱胜我耳)……吾每不适,则呼汝名,聊以自慰,吾本不欲告汝,但写信亦略解吾烦扰也。”梁启超快乐的时候也经常想念梁思顺。他盖了新房子等着思顺回国的时候说,“吾之书房即在汝室旁,试思吾之宝贝归来,我岂肯令其离我寸步者”,而且他很高兴地告诉梁思顺自己亲手装饰她房间的事。

与海外两派之间的针锋相对不同,当时国内的立宪派和革命党之间常常互通声援。比如湖南立宪派龙璋是革命党领袖黄兴的密友,凡反清革命的,都引为同志,大力资助革命经费,不惜出卖家产,还利用自己的汽船为革命党购运枪械。“一个国家发展,肯定有不同意见。一个走激烈路线,一个走温和路线。其实革命与君主立宪都是从西方来的东西。革命受法国影响,君主立宪受英国、日本影响,都是想建立一个民主形态的国家而已。”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台湾82岁的学者张朋园电话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聘物林家用一玉印,据君庸言该印本是一对,故当仲恕未购定玉佩以前,曾与君庸言两家各购其一,印文互刻新郎新妇名。今我家既已购定,本来最好是林家并购双印送我,但不便作此要求,仍由我家购其一便是。但我家所购者印文拟不刻徽音(林徽因原名)名,但刻‘长宜子孙’(告君庸言预备彼夫妇可通用,故刻一吉祥语)四字阴文。”信中提到的玉印,虽然只是聘礼中的一件,但形质、印文却无不考虑周全,慈父的良苦用心跃然纸上。信中提及玉印时价约150元,据专家考证,这个价格当时可以在北京买下一套四合院。(朱凯)。

“百日维新”失败后,梁启超逃到日本,但他依然心忧祖国“今天下之可忧者,莫中国若;天下之可爱者,亦莫中国若。吾愈益忧之,则愈益爱之;愈益爱之,则愈益忧之。”他创办了《新民丛报》等八种报纸,口诛笔伐公开批评清朝政府,要求废除专制;还介绍了大量西方变法改革的经验,并第一个把德国学者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介绍到中国,积极探索变法强国之路。回国后,看到袁世凯复辟帝制,梁启超连夜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檄文,反对袁世凯称帝。

1895年,黄遵宪在担任日本参赞时期业已完成的《日本国志》终于得以在国内出版,并在之后附在维新刊物《时务报》上发行,书中所提出的“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语言追求,真正开启了国人超越士大夫雅文学、诗文传统内部流派、风格分歧的思考,促使少数口岸文人之外的主流精英知识分子也开始从文学创作的语言和体裁方面出发,来探索文学作用于普通民众的思想更新和启蒙教化的可能。在甲午后于日本书目中遍寻变法图强之法的康有为,在所著《日本书目志》中专门将小说书目作为十五门书目中的一门进行整理介绍,指出“《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

梁启超不仅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在工作之余,他还是一个大力提倡趣味主义人生观的娱乐“发烧友”,尤其对玩麻将,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1919年的一天,几个学界的朋友邀梁启超去做演讲。梁启超表示不能前去,朋友问他:“如何不行?”他一本正经地回答:“你们说的那个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朋友误以为他要辅导学生,便说:“辅导之事晚一点也无妨。”梁启超哈哈大笑:“错了错了,我指的这‘四人功课’,乃四人上桌打麻将!”说着,还做出一个抓牌打牌的动作,引得在场的一干人哄堂大笑。

施尔怡 乔雪文 夏木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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