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净化文化媒介传播


 发布时间:2020-09-24 15:36:08

调查称,2014年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56本,报纸和期刊阅读量分别为65.03期(份)和6.07期(份),电子书阅读量为3.22本。与2013年相比,期刊和电子书的阅读量均有所提升,纸质图书和报纸的阅读量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调查指出,我国成年国民每天接触传统纸质媒介和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文明的栖息谈论网络文明的革命性变化为时尚早,但它确实跟传统媒介的几次变化有同有异。相同者是,它们的渐次出现,都意味着较前者使更多的人可以分享文明的果实,可以参与文明的创造文/余世存随着网络的普及,博客、微博等媒介的深入人心,越来越多人习惯从网络中吸取知识、信息和思想。此现象引起了人们的不安,专家们指责网络的碎片化与系统知识冲突。更有极端的,则说网络式的阅读学习不叫阅读学习,读纸质书才叫阅读。

这种情况,在各类视频平台甚至是媒体,比比皆是。如此偏离下去,玷污和伤害的是媒介生态,刺痛的是公众的精神世界。平台和传播者如果在无底线的过度娱乐化路上越走越远,就会把这种“标题党”当成常态,造成精神与行为层面的困顿。而要想疏解这种困顿,不能止于一纸道歉。若要真正实现清除“标题党”,就要先明确“标题党”过火的本质,以便对症下药。其实,标题是可以做到吸引受众和守规则、守道德、守底线相兼容的。只不过需要“胸中有丘壑,眼里存山河”,对相关工作者的自身素质和知识阅历积累提出了一定的要求。传播者要多费心和多费力,用科学方法去探析传播效果的本质。而“标题党”则恰恰相反,只需要一味去迎合部分受众的盲目猎奇心理,满足一些低级趣味,相当于走捷径。惩戒“标题党”,除了媒介批评之外,还需要诉诸网络公共空间的整治和规范,明确法律制约和具体惩戒。比如,就名誉权这一点,网络名誉权的整治规范机制亟待形成,相关当事人依法维权也是主要路径。总之,要让编造和传播“标题党”的平台,切实感受到来自法律的痛。王彬。

有些学者还认真地对它进行过思考,甚至将这种批评的主要特征归纳为以下几种:新闻性,事件性,随机性,暂时性(非历史化),青年性(亚文化性),尖锐性(攻击性、挑衅性或批判性),宣泄性,普及性(大众性)。尽管这种归纳并不一定全面,也不一定科学,但还是很有道理。既然“媒介批评”是受控于媒介的批评,那就必须遵从媒介的消费理念和传播模式。于是,我们看到,这类批评几乎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感性化和平面化倾向。它们不强调理性的评析,也不追求阐释的科学性,更多地依赖批评者的主观感受,在一种平面化的描述过程中完成批评的过程。

随着2011年世界各地麦克卢汉100周年诞辰纪念活动的展开,第三次麦克卢汉热已经形成。他的思想跨越国界、跨越学术边界,已经并将继续产生深远影响。麦克卢汉的代表作有《机器新娘》《理解媒介》《谷登堡星汉》《媒介定律》等。《机器新娘》《理解媒介》和《麦克卢汉精粹》《麦克卢汉如是说》《麦克卢汉书简》已经引进国内。研究他的著作比如《麦克卢汉:媒介及信使》《数字麦克卢汉》和《麦克卢汉与虚拟实在》已在国内出版。他是真正的思想大师,一代又一代人不得不用他指出的方式去感知世界。

“电影的传播已经进入了一个‘四屏’时代,面对升级换代的历史的新境域。”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贾磊磊研究员如此判断。国家广电总局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副主任陆红实以“分化”、“分众”来形容电影所遭遇的挑战,陆红实认为,到了目前这个时代,电影已经不是简单的电影生产,而是内容生产,要为各种各样的终端来提供视听内容,如果电影不去完成这个使命,就很有可能被别的视听形式取代。然而,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饶曙光提出,要警惕电影在全媒介时代的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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