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发现500余部古藏文手写苯教文书


 发布时间:2021-02-27 02:15:30

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已逐步摆脱原来汉代的官文书窠臼,演变成后来用于战斗的军事文书。史籍保存下来的军事檄文并不多,其中比较经典的要数隗嚣的《讨王莽檄》、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骆宾王的《讨武曌檄》等。经典檄文檄文是我国古代一种重要的军事文体,古人有“传檄而千里可定”的说法。在我国

中新网杭州11月13日电 (施佳秀 李晨虓)当官期间的考核表格、为亲友所写的各类保状……13日,国家一级文物、重大考古新发现南宋官员“徐谓礼文书”亮相浙江杭州展出,12幅“录白印纸”完整记录了徐谓礼从嘉定十四年(1221)起至淳祐十二年(1252)三十多年间的仕宦经历,为观众勾勒和重现了那一时期的风物盛景。当日,在“中兴纪胜——南宋风物观止”特展上,来自全国40多家文博单位近500件(组)南宋精品文物整合汇聚,分“中兴小纪”、“都城纪胜”、“武林旧事”三个单元展出,仅国家一级文物就超过了100件,展品有青铜器、金银器、玉器、瓷器、文献资料等,每件展品从不同文化,不同角度反映了南宋世间百态。

中新网泸州11月20日电 (邹立杨 苏忠国 李磊)20日,记者从泸州市叙永县档案史志局获悉,该局发现了一份清代任职“执照”,时间为光绪三十一年,距今已113年,是目前为止该县发现的最早的一份“任职文书”。这份“任职文书”长约50厘米,宽约40厘米,文字为毛笔、块墨书写,加盖有官方用印,格式规范,内容大意为当时辅助办公的小吏提升职务所发的一份文书。据叙永县档案史志局副局长何平介绍,该份文书应该是1905年的1、2月份发出的,系当时叙永直隶厅的长官(叙永直隶军粮府)发给兵房一位名叫郑廷言的人的,是郑廷言充当稿书这个职业的一个执照。据了解,该文书的主人公郑廷言时任兵房经书一职,经当时的上司举荐,升任兵房稿书。经书一职类似于现在办公室的收发文工作,而稿书则相当于现在的秘书一职,同时也可为当时服役的士兵代写家书。何平介绍说,通过这个执照,可以很直观看到当时地方政府的内部机构运行,客观反映了叙永地方衙门的运行概貌,该文书的发现对于研究地方的历史及今天的行政运行,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完)。

中新网北京4月19日电(上官云)对于很多人来说,阅读是件很简单的事情,手机等移动设备兴起后,阅读更是变得无处不在。然而,对于盲人来说,他们的阅读却要通过“听”与“触摸”来实现。在“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记者接连走访中国盲人出版社、中国盲文图书馆等地,了解盲人的“阅读世界”。中国盲文出版社副总编辑沃淑萍表示,国家对盲文读物出版给予大力支持,但是“书荒仍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作成本高、印刷效率远低于普通出版物”。

宋代广州“递铺”系统发达 专门递送官方文书 “快递哥”待遇不错但风险很大大宋“快递哥” 丢件或流放眼下,快递几乎是每个人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人开玩笑说,十天八天见不到先生或太太,生活不会出什么岔子,如果十天八天见不到快递员,日子可就没法过了。虽是玩笑话,却也说出了快递这个行当的重要性。其实,现在快递小哥送的多半是生活用品,但若回到一千多年的广州城里,“快递小哥”的客户只有一个——那就是官府,其职业风险也比现在高很多,拖延送件,要被发配到山沟里啃窝窝头;行走驿道,又要担心被老虎吃了。

古藏文珍稀手写 苯教文献惊现甘肃近日,甘肃省藏文古籍目录课题调研组在陇南藏区考察时,发现了500余部古藏文手写苯教文书。专家称,这是继20世纪初敦煌出土少量苯教文献以来,甘肃又一次发现的珍稀手写苯教文书,其年代之久远,数量之巨大,保存之完整,均属罕见。据介绍,这批苯教文书采用缩写古藏文抄写而成,以传统的梵箧装保存,文字清晰如初,画像色彩艳丽,页面古朴精美。从文字特征、书写形式、遣词用句、纸张用料等各方面分析,该文献属于9-11世纪手写本苯教文书,内容涉及苯教法师祈祷经文、苯教古代各种祭祀仪式所诵经文、禳灾防暴时的咒文和古代藏族社会生活、民情风俗等,是研究中世纪藏族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医药天文、藏族书法艺术等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苯教文化是藏民族历史发展早期所创造的独具本土特色的文化形态,是藏族远古时期的主体文化,以自然崇拜、神灵崇拜、生灵崇拜、图腾崇拜、图符崇拜等为主要内容。记者 陈宗立。

记者3月16日从敦煌市政府获悉,敦煌市博物馆近日在进行文物普查时新发现一处汉代烽燧遗址,因所处地理位置被当地老百姓称为“一棵树”而命名为一棵树汉代烽燧遗址。有关部门和专家进行抢救性发掘,出土了一批文物,其中出土的一枚保存完整的汉代封检,字迹清晰,上下两端书写,左下角题写纪年,为敦煌历年调查长城烽燧首次发现,对于探讨汉代边郡符信的种类、形制及使用等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也填补了敦煌文物的一项空白。据了解,一棵树汉代烽燧遗址地处敦煌市小方盘城遗址西南65公里处的敦煌西湖湾窑盆地中部,约4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均为碱湖滩,因而在多次文物考察中一直没有被发现。

该田土买卖契约为白色宣纸,长68cm、宽60cm,契约字迹清楚,条款分明;上书“立出永卖山土水田水石文契人王朝见、贵,今因无钱使用,将到先年买堂叔王有朝之业,座落地名大花土、上下水田二丘,先问亲房人等无人承买,凭中出卖与王大海名下,承主耕食,皆二家面议,定价九九四,抵铜钱贰拾陆仟文正,亲手领明,并无后欠……恐口无凭,立出永卖山土水田石字乙纸,付与买主子孙永远存照”等内容。契约订立日期为同治元年八月初十日。此外, 契约左上方还盖有“光绪十三年(公元一八八七年),直隶府验,不取分文”印,说明这份买卖契约在25年后,清朝直隶府对契约的有效性进行了免费检查、验证后。据称,与这份清代同治元年田土买卖契约一同面世的,还有十多份清光绪二年、四年、九年以及民国壬申年等不同年代的田土买卖、妇女改嫁、孩童过继等方面的契约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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